环卫无人智慧化

孟子曾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王以告夫人，邓曼曰：大夫非众之谓也，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然而，邓曼的观念正好与之相反，她揭示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哲学天人之际的正见。

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列女传》虽然具有历史小说的演义性质，未可尽信。……今始言‘荆尸，则武王初为此楚国陈兵之法。至于《尚书》中《大禹谟》的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仲虺之诰》的钦崇天道、《汤诰》的天道福善祸淫、《说命中》的明王奉若天道、《毕命》的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均属古文《尚书》，不足为据。至少从传世文献的记载看，事实就是如此。

当然，至上神天及其天意的存在，并非邓曼原创的观念，而是殷周以来固有的一个普遍的传统观念，亦即《诗》《书》所说的上帝，或称为帝，或称为天。但刘向对邓曼的评论，却值得参考（详下）。言说者表达自身的某种情感或感受，抑或解释说明某个对象，便是独白。

基于此，有学者称这种诠释方法为心法。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属于典型的对谈，展现为一种问—答模式，其情感性主要表现在对话双方之态度的变化。此所谓情感诠释，既是指儒家对于情感现象的诠释，更是指儒家诠释实践本身乃是情感诠释，亦即诸如言说、对话、注经、读书等具有诠释性意味的活动都具有情感性。凡看书，须虚心看，不要先立说。

作为对诠释实践的反思，这种归纳已经属于经典诠释学的范畴，对于把握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极具参考意义。爱即仁爱，泛指对他人的关爱之情。

……（孔子曰）：‘女安，则为之。二、以情讲经：阅读活动的情感性除日常对话之外，《论语》还记载了大量孔子与弟子之间讲论或诵习经典的事件，即读经或阅读活动，此为典型的经典诠释，其诠释原则可谓以情讲经，即孔子是在以情感来解说经典、诠释经典。再比如，《阳货》篇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从更高的角度来说，孔子虽然只是道德学家，不是哲学家，就在于没有形而上学的思辨，但从形而上学在西方过度拔高而误入歧途看，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优势所在，也可能是补救西方之弊的良药（如前引牟宗三所言），毕竟中国（原始）儒家思想尚未被形而上学所污染。

伦理社会以尊重对方为主，恪尽自己职守（比如孝悌忠信），却不是以牺牲自己而成就他人，更不是只见集体而轻视个人，而是让个人在自我的道德修养中完成社会共同体的终极目标。[7](60)牟宗三一边反对把儒家说成是泛道德主义，一边又亲口承认儒家是泛道德主义，只不过以前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却并不奴役人民[7]（67）而已。古代中国因为缺乏集团生活而看似一盘散沙，但实则形散而神不散，故能历几千年而不灭。在黑格尔看来，中国即便有一些伦理的教导（主要是宗法和家庭的要求），也毫无反思，更谈不上什么原理和体系。

他一面特别提掇出来，时时点醒给人——此即‘孝弟、‘慈爱、‘友恭等。[9]（6）这种情怀、理想或目标，大概也是每一个认真思考中国问题的人所共戚者焉。

孔子豪迈之言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也就是说老天以斯文相托，因而天纵之将圣（《论语·子罕》），凡此种种都说明天天道乃是意志之天、神圣之天。我们所理解的道德主义不是说以道德来评判一切，即便这种做法至少在古代似乎无可厚非，因为德乃是人之异于禽兽和木石最根本的特质。

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故颜元曰战国时满天下都是杀机，只欠的是个‘仁字[19]（231）。新派人士（尤其自由主义者）把中国几千年文明定性为道德主义，认为其代表著作当然就是四书五经，其思维方式就是仅仅以道德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如果道德败坏了，其余则一无可取，甚至为了维护道德而大开杀戒（比如所谓以理杀人或吃人的礼教），从而走在反智、反科学、反民主的反动路线上。但如果过分强调破的一方面，恐怕也难以实现现代化，因为这些思想均属于传统儒学底核心部分，舍弃了它们，儒学是否还成其为儒学，恐怕大有问题[5]（98）。儒家兴起之时，适逢社会政治极度混乱，即所谓礼坏乐崩，因而命世者必须弘扬仁德以济天下。被殷海光誉为对儒宗的批评超过吴又陵及陈独秀这些民初人物[1]（541）的韦政通在检讨国故方面，的确颇为毒辣，完全承续了五四一代人的思想而有所推进，但他并没有像前辈新派学人一样一概否认儒家，而是认为在今天，我们对儒家有价值的政治思想，仍当予以重视。

唯有此特殊之认识与决定，乃能创制建国之责任。换言之，我们反对的道德主义是那种主张以道德来成就一切的道德理想主义或道德乐观主义。

孔子虽然有一些正确的道德箴言，勉强算得上是一种道德哲学，但这些东西卑之无甚高论，因为这种道德常识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所以，黑格尔等人批评中国人以伦理代替法律，实在是看得不透彻。

他说：第三期之发扬，必须再予以特殊之决定。韩非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18章）。凡此种种，看上去着实让人着急，也令人遗憾，因为他们每个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儒家道德主义，实质上几乎都只是从某一个方面来理解，本质上他们的思维方式都是单向度的思维方式。（《论语·学而》）《大学》把这种原则进一步提升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是非无关存在，而只涉及道德价值。现代的泛道德主义则通过理性化、格律化和教条化来奴役人民，与以前儒家大不相同，但都是道德主义。

王阳明的良知论就是这种道德主义绝佳的体现，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18]（111）。老子的《道德经》却在大谈道德之不足，甚至主张绝仁弃义，大有把道德连根拔起之势，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值得深思的问题，至少说明他所说的清静道德与儒家大不相同。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就事论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道德主义不仅降低了儒家思想的文化品格，而且无力真正回应现时代的挑战。

伦理社会之理念乃由儒家所倡，此乃儒家之功，而且这种生活方式的卓异尚能为未来开出一片生机，亦当归诸儒家。梁漱溟把中国伦理思想中互以对方为重从而达到均衡与和谐的思想，形象地称为相对论。人间的一切，无一不笼罩于道德意识的氛围。比如，柏拉图说，每一种活动，功能都有其自身的德性（《美诺》72a3-4），因为物之在在于物之用。

中国社会的稳定，靠的就是以礼俗为基础的道德主义，这种伦理本身就是自然法。中国以本天之礼为自然法，这种自然法因为植根于人心人性，又于天道相通，故不会为万物流变所累，而能与自然同其悠久，保持不变。

这种社会既不以团体为重，也不以个人为重。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

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12]（130）。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道德成就不吝赞辞，在他看来，中国人在物理学方面可能非常糟糕，但在道德方面却臻于完美境地，就在于大德至圣的孔子在道德方面已经想得一无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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